第二千二百七十五章(4/6)

中国传统君主专制政治的象征。自从皇权产生之后，统治者便发动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强化和神化皇权的运动。他们利用人们对自然力迷惑和崇拜的心理，虚构出一个主宰自然以及人类社会的至上神灵，即“天”或“天帝”，而人间的皇帝则被乔装为天帝之子，所以皇帝亦称“天子”。皇权源于天授，并非世俗人类的故意安排，这种君权神授的理论将皇权推向了至高无上的地位，并使其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外衣。皇权在被神化的同时得以强化，而强化的基本方法就是借助法律，确立其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地位。中国传统法律从本质上说只不过是皇权的工具，法律的最高目标在于维护皇权的稳定和尊严，重点打击危害或可能危害皇权的任何行为。

    从更深的层次反映皇权与法律关系本质的，还在于皇帝个人对立法权和司法权的控制。

    由于天下社稷被视为皇帝的私产，因而所谓国法其实就是家法，皇帝作为一国君父，便理所当然地拥有最高的立法权。在这个问题上，在皇帝正式出现之前从思想上便已达成共识。《尚书·康诰》中就有“文王作罚”之说，而《管子·任法》说得更明白：“有生法，有守法，有法于法。夫生法者，君也；守法者，臣也；法于法者，民也。”孔子也曾宣称“礼乐征伐自天子出。”其他如商鞅、荀子、韩非等人所鼓吹的君主独制的理论前提就是君主对立法权的垄断。可见，无论儒家、法家，对此的看法惊人的一致，难怪秦始皇敢理直气壮地在《泰山刻石》中宣称：“皇帝临位，作制明法，臣下饬修。”从一定意义上说，皇权是法律的象征，皇帝个人是法律的化身，他口含天宪，言出法随，拥有不受时间、地点、程序制约的立法权。同时，国家的任何立法，都是由皇帝授意进行，最终必须经过皇帝的批准方能生效。

    传统政治理论将国家最高司法权毫无保留地赋了君主。《管子》提倡“君独断”，《商君书·修权》也认为“权者，君之所独制也。”朱元璋说得更明白：“天子居至尊之位，操可致之权，赏罚予夺，得以自专”（《明太祖实录》）。诸如此类的理论保证了皇帝对国家司法权的最终垄断，使得无论是地方官吏，抑或是中央法司，他们所行使的司法权在本质上都来源于皇帝的授予。从秦始皇的“昼断狱、夜理书”，到唐太宗的死刑五覆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