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319章 陕军(4/6)

山下的花环》来的更“大逆不道”，是对战争文学创作观念的重新理解。

    为什么重新理解呢？

    很简单的一个道理。

    老战争追求的目标是再现战争过程，基本是从战前动员写到战役的胜利，衡量成功与否的标准通常也是是否逼真地再现了战争的过程。

    但是当年那些上过战场、经历过战争的老作家已经慢慢退出时代了。

    现在文坛的中流砥柱，大部分是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作家。

    既然都没经历过，那还按照老一辈的方式写，就算是逼死作者也写不过老一辈那些人啊。

    所以要重新理解，用新的手法创作。

    这种创作上的突破，必须要和时代的轨迹吻合。

    就说《红高粱》这本，放到一年以前，打死江弦他也不敢发表出去。

    但在现在刊发，这就有点像顺水推舟，基本没什么风险。

    倒也不是完全没有，幸运的是江弦获得了多方声援。

    就像是上月《红高粱》在《人民文学》1982年第6期上发行以后，徐中玉在《中青报》6月18日第4版上发表了《感觉和创造性想象——关于中篇‘红高粱’的通信》，隆重推荐《红高粱》这篇。

    徐中玉回到上海以后，多次来信和江弦打听《红高粱》这篇。

    所以他这篇文章的内容，基本是江弦和徐中玉的一些通信内容。

    而与徐中玉这篇文章在《中青报》同一版面上刊登的文章，标题就是《怎样才叫宽松》。

    由此可窥一斑。

    对于无论是主题还是艺术形式都非常离经叛道的《红高粱》，徐中玉和《中青报》这次及时破例高规格的推重，无异于雪中送炭。

    颁奖结束，江弦和朱琳回到招待所。

    江弦摸了摸奖杯，忍不住感叹，“还是搞电影的大方，我拿了那么多届全国优秀，也没到手一个奖杯。”

    对这个最佳编剧奖，他还是非常珍视的。

    百花奖以前有最佳编剧奖，第一届给了夏衍和水华，第二届给了李凖

    如今他拿到手的虽然是金鸡奖，但也是如今仅有的编剧奖项。

    从某个角度看，这也是百花最佳